前言
在与中国网友频繁交流的十多年里，面对网友提出的层出不穷的问题，我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，因此也积累了大量的想法。对人性的理解，对中共的理解，对社会运动的理解，一点点发生着改变。平时一点一滴的记录着自己的想法，零零碎碎的，也累积了不少。看着电脑里一大堆文档，感觉看到了一个个碎片。于是想着把这些碎片拼起来，以形成一个完整 拼图。
在我走向觉醒的路上，有几本书成为我的指路灯。何清涟女士的《雾锁中国》，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，亚当斯密的《国富论》，马基雅维利的《君主论》，这些书基本上为我的思想成熟奠定了基础。但是对我这本即将动笔的书影响最深的，无疑是何清涟女士的《雾锁中国》，何女士描绘的是中共，我将谈到的也是中共，但是不局限于中共。何清涟女士的《雾锁中国》详细描述了中共如何控制媒体，揭开了中共这个依靠谎言维稳的黑幕。我有幸拜读了她的巨作，因此产生了研究中共控制中国人的方法的兴趣。
在很久之前开始策划这本书时，我曾经为这本书取了另外一个名字《冰巨人》，寓意是中共虽然庞大，但是濒临崩溃。但是后来中共对高瑜女士定”泄密国家机密罪”， 为了表达对髙瑜女士的支持和敬意， 我在此宣布，我将努力揭示中共极力想要掩盖的秘密，即中共通过制造谎言，误导中国人的判断，让很多中国人继续充当中共支持者的机制。在文中，将有一段文字特别提到髙瑜女士的事迹，无疑是中国几十年民主化运动中的亮点，此处不再赘述。
但凡追求民主的，大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“专制=谎言+暴力”，这句话其实出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。但是专制政府是怎么欺骗大众？怎么让大众屈服？怎么让大众支持专制政府的恶行的呢?怎么让很多人明知道专制政府在撒谎，依然选择支持专制政府。本书将一一解释这些问题。
如果有一天我被中共跨境非法拘捕，请给我定以下三条罪名：一、泄露公仆恶行罪；二、要求以和平的方式更换公仆罪；三、煽动以和平的方式更换公仆罪。
本人郑重宣布，在我不能与本人家属聘请的律师正常沟通的情况下，本人作出的任何“认罪、悔过、指控、揭发”都是在遭受人身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按中共的剧本进行的表演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果，本人不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（刑讯逼供不一定能获得真相，但是一定能让当事人照读剧本，特别是在当事人的家属同样遭受威胁的情况下。在此，为那些在这些年被中共逼迫着做出不实的、违心的指控的民主人士表示我的理解和支持。）
目录
第一章 判断与舆论
第二章 谎言的危害
第三章 冰巨人
第四章 三个绝缘层
第五章 裂缝
第六章 戈尔巴乔夫效应
第七章 发光发热
第八章 离开那墙
第九章 民主路上四种人
第十章 阻燃带
第十一章 民主派的对策
第十二章 关于独立
第一章 判断与舆论
一个人的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判断，决定了一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。无论这个判断是否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，一旦我们接受或产生了一个判断，我们就会果断的采取相应的行动。比如买股票，卖家的判断是，此时卖出某只股票是正确的选择，于是他/她选择卖出这只股票；而买家的判断是，此时买入某只股票是正确的选择，于是他/她选择买入这只股票。我们不去判断他们的判断是否基础坚实，我们注意到他们的判断支持他们做出了相应的行为。我们有了什么样的判断，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。
当一个人还没有对某一事物产生足够的判断时，体现在行为上，他/她就会犹豫不决、踌躇不前。他/她就会尝试着收集信息，帮助他们产生判断。比如很多人向股票专家咨询，向婚姻专家咨询，向有经验的人咨询，或独立的进行研究，在产生了坚定判断后，再采取相应的行动。缺乏足够判断时，我们踌躇不前。
舆论对一个人的判断有巨大的作用，这大概是因为大多数人有盲目从众的心理特征。三人成虎、人云亦云等词汇都在描绘舆论对人的影响力。专家的意见、电视广告、亲朋好友的口碑都会对我们的判断产生影响。
舆论会让大多数人迅速对某一事件产生一个判断，判断一旦产生，就会具有一定的惯性。法西斯政党深谙此道，通过操纵所有的媒体，制造他们想要的舆论氛围，给大众植入特定的判断。因为判断具有一定的惯性，使得法西斯政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。
德国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：“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，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”，“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。”“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。”
在正常情况下，当人们接触到一个理念后，并产生初步的认同之后，需要一个理性的思考的过程，经过了理性的思考的过程的检验，这个初步的判断，就会变成坚定的判断。人的经历是有局限性的，认识是有局限性的，这个局限性，就决定了我们的判断的基础也是有局限性的。今天我们认为一定是对的，明天就可能发生改变。因为我们的判断，将随着认识的改变而需要进行调整。人类具有的理性，能够保证我们能不断探索未知领域，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判断。全世界有无数的宗教，有无神论，有未知论，有不可知论，同一个宗教也会有大量的不同的分支，这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具有理性，能不断的调整我们的判断。但是同时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，所以作出的决定和选择也因此是部分正确的。
当然，舆论对判断的影响不是绝对的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舆论所束缚，有些人拥有独立思考能力。若一个人在某一领域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，他们就不会被他人的观点或舆论所束缚。比如在三峡工程论证的过程中，专家黄万里教授就敢于力排众议，反对三峡工程上马。中共夺得政权之后，在中共党内党外进行大清洗，其目的就是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具有很强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。知识分子、商界精英、旧官僚等首当其冲，这些人如果不被消灭，他们将逐渐识破中共的谎言，走上追求民主之路。
舆论对人的判断的影响是迅速的，但也是轻浅的，一个人即使因为舆论而产生了一个判断，如果进行足够的理性思考，他/她还是有机会改变他/她最初的判断的。比如被誉为中国民主女神的北大才女林昭先烈，一开始被共产党的伪造的舆论所欺骗，热爱共产主义，甚至热爱毛泽东，并于1949年以前申请加入中共（见维基百科）。但是随着个人经历的逐渐丰富，她慢慢就开始产生怀疑，并最终彻底与共产主义决裂，进行激烈的反抗，被中共残酷镇压。
由于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，有些人被灌输共产主义理念后，非常狂热。但是由于这判断没有经过一个理性的思考的过程，本身是靠不住的，所以其错误的判断在接受质疑后，很容易崩溃。中共的演讲大师曲啸先生，提出了一个著名理论：“党就是妈妈，妈妈打错了孩子，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！”汪荣祖，著名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，学贯中西，著作等身。他曾是一位左翼学者，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深怀不满，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却充满好感。可是，当他在美国听了曲啸的演讲后，却幡然醒悟，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，他对曲啸“党妈妈打错孩子”论的质疑，也使曲啸遭受了致命的精神打击。详情请见中国留学生闰涛阎文章《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纪实》。
一个因他人伪造的舆论产生了错误判断的人，至少有两个途径可以让其改变其判断。一、观察到自身判断与现实的差距，自发的进行思考；二、营造另一个舆论，促使其进行思考。中国民主女神林昭属于第一种人，她可能得益于她在民国时期接受的教育，帮助其产生了比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。魏京生先生在1979年的时候能够在西单民主墙上发表警惕邓小平独裁的文章，得益于当时的邓小平争夺政权而制造的相对宽松的大环境，（很多人的看法是，邓小平为了取代华国锋，推动了一次思想解放，为邓小平篡党夺权进行辩护。）是第二种人中的先驱。当然同一时期的先驱不止一个，在此不再赘述。
提出一个质疑、一个问题，提供一点史实，进行一些推理，引起大家的思考，表达我们的观点和理念，是传播我们的观点和理念的重要方法。让中国人接触到我们的观点和理念，并开始自主的思考、质疑，最终认同我们的理念，是整个民主化过程中的主要的工作内容。如果说在启发思考之外还有别的工作，那么主要就是搞清楚宪政民主理念，设计传播宪政民主理念的方式，使我们的表达清晰易懂，容易被接受。
中共起诉高瑜女士“泄露国家机密罪”，而高瑜女士泄露的，其实就是中共在高校系统内偷偷在搞的所谓的“七不讲”。通过这“七不讲”，中共旗帜鲜明的表达了对七种议题的恐惧、害怕和讨厌。这正是中共处心积虑用谎言欺骗中国人的七个重灾区。而坚持“七讲”所营造出来的舆论，恰好就是帮助中国人认清中共真面目、认清中国现状的杀手锏。
在中共在实际行动上，利用国家机器，严密掌握舆论工具（详见何清涟女士所著《雾锁中国“）。中共对舆论工具的重视程度，务求不留一个死角。同时又通过千千万万个大大小小的网络评论员否定舆论的作用，让中国人不相信舆论的力量，主动放弃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机会，放弃制造舆论机会和努力。减弱反对的声音，从而让中共主导的舆论可以畅行无阻，在方方面面误导中国人的观点和判断，为中共继续苟延残喘创造了条件。当中国人谈起中共官员的腐败时，个个义愤填膺，但是谈起宪政民主，很多人又开始诸多担心。比如担心跟叙利亚一样陷入内战，或者担心中共垮台后，中国陷入政治真空。
所有能够长时间存在的专制政府，要么封闭到没有舆论，要么成功地控制了舆论。比如朝鲜，朝鲜统治者为了控制朝鲜社会的舆论，发明了只有一个台的收音机，只有一个台的电视机。即不允许朝鲜人有一点点机会发声，也不能容忍朝鲜人听到韩国和中国的信息。
据美国之音报道（http://www.voachinese.com/a/nkorea-china-20160203/3174749.html），“朝鲜干扰本国边界居民的手机通讯，影响到边界另一侧的中国用户。据报道，中国政府在向朝鲜提出抱怨的同时，再次向朝鲜支付“补偿金”，以换取停止干扰。不过，两国手机干扰摩擦持续引起关注之际，人们注意到，两国控制舆论和阻断信息流通的干扰手段如出一辙。”对于专制政府来说，只有被专制政府完全控制的舆论才是安全，哪怕失去一点点控制，专制政府都难以忍受。
